随着资金的大量涌入，今年量化行业再度扩张，超额收益表现亮眼，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股票开户配资，如何保持稳定的超额收益，备受市场关注。
近日，优美利投资董事长贺金龙接受了券商中国记者的专访。在量化行业不断卷的背景下，优美利早早就进入多资产量化领域，尤其在可转债这条小而美的赛道里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优美利投资董事长 贺金龙
他坦言，“慢慢变富”是真正的财富密码，而“稳定长久的超额收益”才是长期胜出的核心逻辑。在AI与大模型热潮席卷量化圈的当下，优美利也在积极拥抱技术迭代，同时坚定聚焦低波动和中波动策略，不逐风口，不追热点，以客户体验和绝对收益为己任，和投资者一起慢慢变富。
精彩观点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耐心大于智慧，量化策略持仓分散，短期内可能爆发力不够惊人，但是胜在稳定长久。财富积累的密码其实很简单：慢慢变富。真正赚钱的人往往是最有耐心的。
多资产多策略看似复杂，但实际上是更科学的投资方式。
从长期看，股票、债券、房产、商品都有稳定的年化收益及各自的周期，关键在于选择适合自己的资产组合，并以合理的价格买入。
投资中选择大于努力，可转债是中国市场非常赚钱的一类资产。近10年，可转债年化收益率约6%，明显高于其他权益类资产。
当前量化仍处在红利周期。未来将进入“大资管”时代，头部机构布局多策略、多资产已成为趋势。
我们的策略非常清晰聚焦低波动和中波动策略，让“稳”成为我们的“市场名片”。虽然高波动策略短期收益高，但客户持有体验不好，我们更看重长期稳定的策略表现。
建议个人投资者尽量少交易。与其频繁交易，不如配置一些好的ETF，比如转债ETF、红利ETF，或者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进行管理。
慢慢变富，耐心大于智慧
券商中国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是怎么进入投资行业的？
贺金龙：或许是山西人的缘故，从小听着晋商代表“日升昌票号”的故事，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让我对金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大学期间选择金融专业，当时一位牛津大学归国的经济学教授非常注重理论结合实践，要求我们每个人开一个证券账户，我还有幸在当时国泰证券的比赛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算是开启了投资之路。毕业后我也顺利进入了一家证券公司，接受了更专业的系统培训。2014年，我创立了优美利投资公司，至今已经运营了11年，公司和产品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
券商中国记者：那您建立公司为什么取名“优美利投资”呢？这个名字似乎不太容易让人记住。
贺金龙：的确，很多客户一开始也会笑着说，总把我们和周杰伦代言的某奶茶名字弄混。但当他们真正接触、了解我们，亲身体验到“通过量化优选各类优质资产，实现长期稳定盈利”的价值后，就再也不会混淆了。
券商中国记者：您的投资理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走到多资产、多策略量化这个体系？
贺金龙：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对市场风险有了切身体会——雷曼兄弟倒下、A股从6124点跌到1664点，这些不是书本案例，而是真实震荡。这也让我更懂巴菲特说的“复利”：它不是急功近利的爆发，而是穿越波动的长期力量。这种从概念到体验再到认知升级的过程，深化了我对投资本质的理解。
当你希望长期稳健赚钱时，就不可能只投资一种资产或策略。不同资产和策略之间存在周期性轮动，通过多资产、多策略配置，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收益。简单来说，投资的目标是落袋为安的绝对收益，而非短期剧烈波动的刺激。
券商中国记者：在投资中，尤其是在牛市暴涨的诱惑很大，比如2015年和2021年，您如何抵御这种诱惑？
贺金龙：诱惑确实很大，我自己也经历过心理上的波动。2015年，我主要做的是分级A基金，半年收益大概翻倍，感觉很好。但一比较身边的朋友，他们有的收益3倍甚至10倍，很容易心理不平衡，产生贪婪。可能是我本身谨慎的性格让我赚不了“大钱”加上过往的投资经历让我控制住了自己。
后来我分析发现，很多暴利都是高杠杆造成的，这种方式赚钱快，但亏损更快。当牛市结束时，我虽然只赚了1.5倍，但很多赚了几倍的人甚至连本金都没了。所以，我坚信投资必须保持客观理性，要远离高杠杆，耐得住诱惑，坚持长期稳定回报。
券商中国记者：您觉得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贺金龙：投资中，耐心大于智慧。财富积累的密码很简单：慢慢变富。真正能赚到钱的，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有耐心的人。年轻投资者最该警惕的，就是急于证明自己能快速暴富——这种心态容易让人承担过高风险，最终反而亏损。记住：收益越低，往往越确定；追求越高的收益，付出的代价往往越大。
多资产多策略看似复杂，实则更科学
券商中国记者：目前市场上多资产、多策略的量化私募越来越多，优美利的差异化优势是什么？
贺金龙：多资产、多策略的私募确实越来越多。优美利最大的差异化优势是我们进入多资产、多策略量化领域较早，并且一直从低波动资产和策略入手，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真正实现了可转债、股票等多资产协同配置。
低波动资产投资周期长、收益稳定但缓慢，这种特性对从股票转型过来的投资者来说是挑战，而我们恰恰积累了这方面的耐心和经验。此外，我们还借鉴了国外对冲基金的模式，通过多资产对冲策略实现超额收益。
券商中国记者：您觉得多资产配置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资产比例如何动态调整？
贺金龙：多资产配置的核心逻辑是不追求某类资产的极致收益，而是通过科学组合，在可接受的波动范围内，实现长期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利用不同资产的周期性波动，捕捉收益和平滑组合波动。我们主要配置可转债、股票、债券等资产。资产之间往往存在“跷跷板”效应，比如股票上涨时债券可能下跌，反之亦然。我们主要利用量化方法进行动态调整。
券商中国记者：有的机构认为多资产多策略操作难度较高，您怎么看？
贺金龙：多资产多策略的确复杂，资产相关性的动态变化增加组合管理难度、策略协同与冲突的平衡较复杂、成本与效率的权衡充满挑战，但实际上这也是更科学的投资方式，我们就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国外成熟市场的大型基金公司，比如桥水等，都是多资产、多策略，通过对冲手段提供稳定收益。
券商中国记者：在策略组合中，您如何控制风险敞口？
贺金龙：首先我们的低、中波动产品都只会配置与我们设定的目标波动率目标相匹配的优秀资产或策略。再通过量化模型进行优中选优，分散集中度。这已经很好地控制了整个风险底线。在投资过程中我们也会设定明确的阈值。我们对行业偏离度、市值偏离度都设有严格限制，确保投资策略在可控范围内运作。这种锚定策略使我们能清晰判断策略是否有效，不断进行策略迭代优化。总之，通过多资产、多策略和严格的风险控制，我们实现了投资组合的稳健增长，也持续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投资收益。
选择大于努力，可转债是赚钱利器
券商中国记者：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您觉得长期投资者应如何选择资产和策略？
贺金龙：从长期看，股票、债券、房产都有稳定的年化收益率，比如美国100多年来，股票的年化收益率约6%，债券约5%，房产约4%。关键在于选择适合自己的资产，并以合理的价格买入。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我认为可转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既有债券的稳定性，又有股票的弹性，它的长期收益甚至超过了股票。
可转债是中国市场非常赚钱的一类资产。数据显示，中国市场过去近10年，可转债年化收益率约6%，明显高于A股。因此，投资者可以考虑配置可转债或相关的ETF及私募产品，获取稳健收益。相比之下，股票，尤其是小市值题材股的波动性太大，不适合大多数投资者。
券商中国记者：目前优美利的管理规模是多少？可转债的占比如何？
贺金龙：目前我们整体管理规模接近50亿元，其中可转债规模约20多亿元，占比50%以上。可转债投资收益稳定性好，我们也通过量化方法进行了指数增强，年化超额达到10%以上。
券商中国记者：可转债是你们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一类小众资产？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区别于市场上其他可转债策略，你们为什么采用量化的方式来做？
贺金龙：我们认为投资中选择大于努力。可转债这类资产本身性价比非常高，属于“厚贝塔”的资产，在这里面去做增强，就能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可转债市场没那么卷，很多头部私募虽然具备强大资源，比如更好的GPU和人才，但他们的规模太大，反而无法进入容量相对小的可转债市场。而我们目前管理规模在50亿元以内，做可转债具有一定的规模红利。
此外，可转债赛道有一定门槛。我们选择量化因为量化可以显著放大我们的覆盖面和组合容量。我们现在产品普遍持有100多个标的，组合更分散，容量更大。同时量化策略具备最大的优势是纠错能力。市场策略很容易被复制，一旦策略失效，量化模型可以快速判断当前哪些因子有效？哪些无效？及时调整优化。
以“双低策略”为例——价格低、溢价率低，曾经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但现在人人皆知，市场变得拥挤，这类策略的阿尔法在逐渐消失。我们有自己的股票量化策略，对转债量化策略有赋能，策略之间相辅相成，动态锚定指数来持续提炼超额收益。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应该是比较早一批做转债的团队？
贺金龙：是的，我们在2009年、2010年就开始接触可转债了。最早做的时候并没有用量化，因为当时转债标的少，交易也不活跃。当时双低策略效果确实很好，但随着市场发展，行情更适合量化投资的方式，现在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模型迭代。
用股票因子辅助量化转债投资
券商中国记者：转债的量化模型和股票的量化模型在因子选择上有什么不同？
贺金龙：可转债本质上是一种债务工具，它受宏观利率、信用、久期等因素影响较大，而这些因素对股票的影响要小得多。因此，转债因子有很多债券属性，比如到期收益率、剩余规模、信用评级、久期等等，这些在传统股票模型里是不太会考虑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做股票量化的人，转做转债时会觉得“水土不服”，因为转债同时受股票波动影响，也具备债的属性，属于一种很复杂的品种。我们会根据产品定位，把转债策略分成低波和中波。例如，低波策略中的转债主要用偏债性因子筛选，适合低波产品；中波策略则锚定转债指数，在控制波动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超额收益和更低的回撤。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怎么平衡可转债的债性和股性，动态调整它们的因子权重？
贺金龙：其实这背后是结果导向和产品定位的逻辑。我们希望客户体验更稳健，所以低波产品我们会筛选更偏债的因子，比如久期、票息、到期收益率等因子并且根据转债市场估值动态调整转债策略的风险敞口。而中波产品则会融合一些股票因子，尤其是我们内部开发的股票量化模型中的动量因子。
比如我们通过量化模型选择出有上涨动量的股票，然后结合多因子转债模型选出这些转债。这种模型我们叫“用股票因子辅助量化转债投资”，策略非常有效。我们的股票量化团队和转债量化团队是分开的，股票选出来的结果会反馈给转债量化团队，他们再优化换仓逻辑，组合出一份更优的转债持仓名单，这在行业里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很少有管理人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组非常专业的人员形成策略相互促进。
券商中国记者：这要求你们的量化团队很强？
贺金龙：是的，我们量化团队很多人来自大型机构，也有算法背景。我们甚至设立了独立的算法公司，开发自用的策略系统。过去这些方法论可能是海外团队带来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实现本土化，很多年轻人在这个体系下成长并持续优化策略。我们内部机制也很清晰：能做出超额的就上，做不出来就优化。
聚焦低波动和中波动策略，让“稳”成为我们的“市场名片”
券商中国记者：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量化私募行业的竞争格局？
贺金龙：我认为当前量化仍处在红利周期。过去一年我们的一些产品年化超额收益（阿尔法）达到了20%以上，而国外市场基本只有个位数水平。当然，阿尔法是会收敛的，未来随着参与者变多，收益也会逐步压缩。
大厂朋友现在也在焦虑，开始布局期权、CTA等复合策略。所以我认为未来将进入“大资管”时代，头部机构具备多策略、多资产的能力是一种趋势。我们团队目前已经有60多人，积累了多维度数字科技资产，包括算法、量化模型、风控系统等。
券商中国记者：AI以及大模型技术正在快速演进，优美利是否在探索AI与量化策略的结合？
贺金龙：是的，AI未来一定是趋势。我们目前的因子库已囊括超过上千个因子，仅靠人力组合已经非常吃力。我们已在使用机器学习辅助组合因子、模型调优，提高效率。我们新招的很多是IT和AI背景的同学，希望通过AI进一步优化算力成本和模型表现。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未来一年在产品策略和业务拓展上的重点是什么？
贺金龙：我们的策略已经非常清晰——聚焦低波动和中波动产品，让稳健成为我们的“市场名片”。虽然高波策略短期年化收益高，但客户体验不好，我们更看重长线稳定的策略表现。我们要做投资的“寿星”，而不做短暂的明星。
目前我们主推两条产品线：均是围绕指数增强策略和现金管理策略展开。低波动产品线配置低波动资产、股票指数增强全市场对冲，以及多元化现金管理工具；中波动产品线配置转债指数增强，以及多元化现金管理工具。我们会持续招募更强的人才、更新设备，把这些方向的阿尔法做到极致。此外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算法团队，因为算法对于交易效率的提升非常关键。
券商中国记者：在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您对个人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贺金龙：建议个人投资者尽量少交易。与其频繁交易，不如配置一些好的ETF，比如转债ETF、红利ETF，或者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进行管理。
如果要自己做配置，可以采用“大核+小核”的思路：大核放在低波产品，小核放在中波产品。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么配置的：大核在低波策略里稳定收益，小核用来在回调时补仓中波产品。资产动态平衡、低吸高抛，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
投资不是看谁赚得快，而是看谁能走得久。
券商中国记者：您刚才提到巴菲特，是否觉得私募投资和价值投资也有共通点？
贺金龙：那肯定有。巴菲特是做私募起家的，后来转做保险，本质也是解决资金稳定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只做一种策略，很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投资者承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控制波动，做多资产量化配置。
巴菲特的方法论是完全正确的——买好资产、等好价格、保持耐心。所以我们在私募中也实践类似理念，选择低估的好资产，借助动量模型，并且利用风险平价模型动态完成这些资产和策略的动态再平衡，利用量化工具把“耐心”转化为“纪律性执行”。
券商中国记者：您和公司在投资这块的最终愿景是什么？
贺金龙：其实我们愿景比较朴实和简单，就是和投资者一起慢慢变富，并且一直富下去。
校对：廖胜超股票开户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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